是小说里提到的那些。”

“其实，我想你现在的问题是，你太过于执着自己杀过人了，以至于你做出推测的时候，都是基于这种执念，而不是逻辑。比如，你记忆碎片里的女孩和老人之所以没有在这几年出现，的确死亡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。但这和你杀了他们没有必然联系，可你却仿佛理所当然般把两者连在一起说了出来。”

我心头一跳。

撒一个谎的难度在于，它如果是一个重要的基点，你就得为它建构一整个全新的逻辑世界。即使是我，在面对钟仪这样的对手时，也有难以面面俱到的时候。

“看来你的确需要一个中间立场。你不能时时都设想自己真的曾杀过人，不能预设立场。所有的分析，都要从现在实际掌握的材料出发。而就你刚才所说的那些记忆碎片，完全不能直接推测出你杀了女孩和老人，但可以推想的是，在他们的身上，必然发生了让你很不愉快的事情，而此事被你压抑在快乐的记忆之下，成为你不安的来源。”

轻轻巧巧就把主动权接了过去，我几乎要为她鼓掌。就是这样了，先否定我杀过人，喂我吃颗定心丸，再抛出“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”，看起来事情似乎远没有直接判定杀人严重，但却夯实了通往不幸事件之途的路基，多么美妙的玩弄人心的手段。在此基础上再往下一步步推导，等到“杀人”这个判定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我就完全被钉死了，如果我真的是我扮演的这个角色，那么到那时，恐怕心理层面会全盘地接受她的说法。你看，人家原本并不愿相信你是个杀人犯，一次次为你辩护，但这么一路分析下来，到如今连人家都只能承认你杀过人，还有什么可说的。

“那么，你是否还有一些更细小，更深处的记忆碎片漏了说呢，或者，你可以试着寻找你说的那种不安的感觉，专注在这种以往你会忽略的不太舒适的体验上，试着把它放大，在这过程中，无论你看到什么，联想到什么，都可以说出来。”钟仪用低沉而动听的语调说。

我装模作样地闭了会儿眼睛，仿佛沉入了意识的深处。

“不行。”我睁开眼说：“进不去，可能是潜意识里的排斥情绪太强了。要么，你帮我看看。”

“我？怎么帮？”

“你直觉很好，想象力又够，你随便说，任何你觉得可能的方向，一条词语一个画面一段故事，随便说别管逻辑性，只看能不能刺激到我的记忆。”

我放出了胜负手。

这种开放式的引导，给钟仪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来发挥，如果她真是那个人，那么在引导过程中，一定会“恰好”说出某些和当年事件相对应的东西。而我则会把咬钩的过程放慢，直到她“恰好”说出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让她自己揭下面具，把真实的身份暴露出来。

“你是指发散式的随便说，不用管逻辑？”

“跟着你的感觉走。你是个灵性很足的女人。”我说。

钟仪略低着头，笔在本子上无意识地画着圈。

这一刻我觉得她像条伺机而动的蛇。

然后她昂起了头。

“《在嘉峪关》和《在敦煌》，除了这两篇之外，其它的小说是什么？”

“《在和田》和《在喀什》。但这两篇我没试出密码，打不开。估计和前两篇一样，写的都是在1994年至1999年间当地真实发生过的无头悬案。”

“和田和喀什，又是在我们线路上的两个地方啊。”她与我目光交汇，那认真的劲头，像是要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些什么。

“今天上午，你把我们领到那个有血手印的石窟去，后来我想了很久。那并不是《在敦煌》里写的地方，你后来也没再解释用意，回想当时你的模样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似是在犹豫着接下来该怎么说，却沉默了下来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我也沉默着，并未接话。

既然电脑里的小说和此行路线重合，那么这一路必有变故，而布局者只有与我同行，才能从容掌控计划。今天上午我把他们带去石窟，就是想找出那个人。因为只有那个人知道，《在敦煌》里写的地方，并不是石窟，所以他或她极可能露出异样的表情。然而这次试探并不成功，细细看来，每个人的表现都有些可疑，陈爱玲不像之前在戏台和之后在汽修店前那样抽烟，范思聪反应过大有些夸张，钟仪过于镇定又像别有所思，而袁野则根本没有跟来。全都可疑，也就是失败了。

现在钟仪提起此事，显然，她意识到了我在试探。她的欲言又止，只因自己也是受怀疑的一个。